即令不争，而十八省分为十八国。
作为儒学的核心价值，仁是不是只限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政治伦理的范围之内呢？不是。这就是现代新儒家所做的工作。
又一说，指六经），就是仁在不同方面的展开，儒学的人文性格，即表现在这里。儒家有大同的主张，这是一种很好的理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空想，其大一统的主张倒是得到了贯彻。儒学之所以进入全球视野，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谭嗣同的仁学，不乏激进的内容，但其理论主要是吸收他所了解的物理学的有限知识，并未阐明仁的人文性质和深层内容，究其原因，也是将儒学视为新的意识形态，以此解决社会制度的问题。人们真正看中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未能顾及更多方面的内容。
仁爱是广泛的、公共的，即普遍的（爱有差等并不妨碍其普遍性）。但是，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联结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主张述而不作，故以德化，则非孔子所专。
叶德辉说：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42] 在这个演讲里，章太炎的有些表述与别的地方有所不同，比如他并不认同斯宾塞等人的宗教衰落论，而是相信宗教对于增进道德的作用。[97]反之，德国和意大利，则因为将国内各小国合而为大国，所以一跃而成为欧洲之强国。民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局面并没有好转，反而陷入了秩序和价值的双重危机之中，对此，康有为认为原因在于尽弃国粹、模仿西法。
99.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82页。[72] 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可能再区分种族而驱逐异类。
由此，章太炎总结说：按：仲尼所以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者，独在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32.章太炎：《儒术真论》（一八九九年八月六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166页）后来，章太炎极力要把素王中有德无位的意思解构，他在《国故论衡·原经》云：盖素王者，其名见于 《庄子》（原注《天下篇》），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他说，满族人在漫长的清朝时期对汉族人进行屠刽、焚掠、钳束，而义和团等事件则表明满族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统领这个国家走出困境，所以就应该通过革命来推翻。19.章太炎：《客帝第二十九》，载《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5-67页。
驰骋欧美，乃仆夙愿，特有待耳。这样不但制度运转不灵，国民之凝聚力也因为信仰的缺失而丧失。当时中国民数，仅二三千万，计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即令不争，而十八省分为十八国。
的确，1905年之后的预备立宪过程中的皇族内阁的出现，也证明了章太炎的预先性。[26] 认为陈的奏折会养虎遗患。
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西方人批评中国是无教之国而倍感失落，而非要建构一种宗教来抗衡。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
试图从科学理性的方式来理解儒学的特性，客观上会造成对儒家以及孔子本身的去魅，而随即章太炎就开启了订孔反儒的风潮。89.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1页。他说：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然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时张所撰《劝学篇》甫脱稿，上篇论教忠，下篇论工艺，因举以请益。他认为在中国面临强敌的情势下，唯统一而成一大国，才有可能抵抗外敌，否则力量分散，更有可能被各国所灭亡。
仁俊上院，节庵正要求拿办。他认为满洲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东胡，而非北狄，按西方的说法是通古斯种，满族跟中华不是同一种族。
据冯自由的描述，章太炎在1896年上《时务报》当记者的时候，就已经不同意其建立孔教会的主张。公羊学主复仇，这点却为康有为所反对，因此也反对章太炎所主张的仇满观念。
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惟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横睇豪杰，非足下谁与？惟望激昂同志，救此沦胥。公羊家利用谶纬穿凿难以辨别人事变迁。
其一，驳斥康有为的天命说。[53] 他说中国本无宗教，孔子也是主张道德教化而不是宗教，不能因为西方宗教的传入，而牵强地建树孔教以相抗衡。误以为哲学之一家，乃以梭格拉底比之，则亦一朱子之孔子而已。23.苏舆：《翼教丛编》序，载苏舆：《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80页。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
[88] 康有为举例说，他虽然主张天下大同，但是在这个列强交争的时代，他必然会先爱自己的国家，这符合据乱世要先内其国外诸夏的原则。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功绩是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孔子为中国的文明奠定了基础，但将他拜为教主，就好像木匠拜鲁班为师，只是行业崇拜而已。
……况孔子实为改制之教主，立三统三世之法，包含神人，一切莫不覆帱，至今莫能外之。[23] 他们对梁启超在长沙讲学时用的《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和康有为的《长兴学记》逐条进行批驳，主要的攻击点集中在以平等的观念来摧毁礼教等级，用孔子纪年来否定本朝的正统，而以西方宗教的范型来改造儒家传统是用夷变夏。
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他说：郑玄将六经视为‘法，旨在使六经之法贯通而为一圆融整体，可以继续求致太平之迹。章太炎进一步说，排满是让满族人回到他们原来生活的东北，而中原恢复为汉族的国家。梁启超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结合日本人对于citizen一词由公民向国民的转换，从而理解国民与族民或种族之间的不同。
[1]康有为在路过杭州的时候，曾经将此书送给当时章太炎在诂经精舍的老师俞樾，俞樾跟章太炎说：你自称私淑刘歆，而康有为专门与刘氏为敌，你们之间势如冰炭啊。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章太炎表示愤慨，撰《祭维新六贤文》，后又写《书汉以来革政之狱》，认为历史上因变革而所付出的牺牲，可能不会立刻被平反，但必然会在后世获得昭雪。
康有为的观念很坚决，他说革命党要为民国成立之后的政治混乱负责，那种违背国民的政治能力的制度移植并不会成功。二是民智要待革命来开启。
虽不专发一神教，而扫荡旧俗如此，功力亦极大矣。13.刘禺生：《章太炎被杖》，载《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7页。